諾貝爾獎女作家與三個中國男人的隱秘往事（圖）

根據(jù)歷史資料記載，賽珍珠來到中國后，從小就跟絕大多數(shù)中國孩子一樣，接受中國傳統(tǒng)的私塾式的教育，跟著一位姓孔的先生學習“四書”、“五經(jīng)”等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說中國話，寫中國字，和中國孩子一塊兒玩耍。童年的賽珍珠印象最深的是奶媽給她講的各種民間傳說和廚師所講的“三國”、“水滸”故事。這些口頭文學以豐富深厚的精神內(nèi)涵滋養(yǎng)了賽珍珠的精神世界，使她與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對她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她的代表作品《大地》、《兒子們》和《分家》三部曲是以中國為題材的，并在1932年和1938年分別獲得普利策小說獎和諾貝爾文學獎……

     
               與徐志摩的真假徘聞

賽珍珠成年后，曾先后任教于江蘇鎮(zhèn)江、安徽宿縣和南京等地的大、中學校，人稱“中國通”。據(jù)說，在這個期間，她曾經(jīng)與中國著名詩人、“新月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徐志摩邂逅、結(jié)識，并有過一段鮮為人知的異族未了情緣。 1924年，印度詩哲泰戈爾應梁啟超、蔡元培以北京講學社的名義邀請來華訪問。他先后訪問了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等地。徐志摩是泰戈爾全程的翻譯。在南京的一次歡迎泰戈爾的宴會上，賽珍珠邂逅了徐志摩。當時還是南京一個教會學校的英語教師的賽珍珠，一見到風流倜儻的徐志摩便一往情深，隨后一段時間兩人便有了“不尋常的關(guān)系”。關(guān)于他倆的私下戀情，賽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多露有“蛛絲馬跡”，或借書中人物“影射”徐君。這些情況，賽珍珠生前只告訴過她的兩個最要好的女性朋友。后來，其中一位朋友披露：賽珍珠曾對她說過，在自己的作品《北京來鴻》里就有暗喻她與一位中國友人有“不尋常的關(guān)系”，但“此男是誰”？外界始終沒有人知道。

1925年，賽珍珠還寫了短篇小說《一個中國女子的話》，講了一對異族青年男女的羅曼故事，以“影射”她與徐志摩之間的戀情。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說中，也有賽、徐戀情的影子，甚而小說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難的情形，竟與當年徐志摩在濟南附近黨家莊飛機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賽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處留“影”徐志摩，寄托著其心靈深處的難忘與不舍。

直到賽珍珠死后5年，她的好友莎拉·布頓才在一次“訪問記”里指名道姓說出，這個神秘的男友不是別人，正是大眾情人中有“中國拜倫”之稱的徐志摩。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們在徐志摩所有的詩文及所有徐志摩的傳記均未見有提及這樁“艷事”的；而徐志摩的朋友似乎也都不知道賽、徐之間有過的這段羅曼史。有人甚至說，賽珍珠比徐志摩大4歲，兩人相識時，賽珍珠已32歲并開始發(fā)福，她姿色平平又不善打扮，徐對她是否有興趣，也值得懷疑。關(guān)于“賽珍珠與徐志摩戀情”，多來自賽珍珠及其友人的單方面資料，所欠缺者是來自徐志摩書信及日記等有力證據(jù)。所以迄今為止，這段異族“艷事”只能算是文壇上一件未決的“公案”。

           和林語堂對簿公堂
　　賽珍珠比生于1895年的林語堂大3歲。賽珍珠的父母和林語堂的父親同為傳教士，不同的只是賽氏父母是到中國傳教的美國人，而林語堂父親則是在中國傳教的中國人。賽珍珠和林語堂都十分熱愛著中國及中國的文化，也很樂意陶醉在中國文化的氛圍里。

賽珍珠一直想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國文化，而且文筆精確、流暢和優(yōu)美的作者，來寫一部有關(guān)中國的書。為此，她費盡周折但始終不能如愿，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在《中國評論周報》的“小評論”欄目中發(fā)現(xiàn)了“林語堂”這個名字。她覺得林語堂的文章議論大膽、新鮮而準確，文筆清新、自然而優(yōu)雅，但那時她對這個名字還比較陌生。經(jīng)過幾番聯(lián)系，賽珍珠找到了林語堂，二人約定于1933年的某一個晚上，在林語堂家里見面。當賽珍珠談起不滿于外國作家寫的關(guān)于中國題材的作品時，林語堂興奮地說：“我倒很想寫一本中國的書，說一說我對我國的實感。”當?shù)弥终Z堂的一些想法與自己相近，賽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熱心而激動地說：“那么你為什么不寫呢？你是可以寫的。”賽氏還禁不住說出自己藏在心里的這個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個中國人寫一本關(guān)于中國的書。”后來，追求賽珍珠的莊臺公司老板華爾希知道此事，也鼓勵林語堂寫出這本書。于是，一個計劃就這樣拉開了序幕。從1934年起，林語堂用了10個月時間寫出了這部書，題目是《吾國與吾民》，此書于1935年出版后在美國引起轟動，比預想的反響還要大得多。許多評論家撰文高度贊揚這部書的成功。在這本書的前面有賽珍珠寫的序言，她以理性而又深情的筆調(diào)稱頌這是一本“偉大的書籍”。賽珍珠在序里這樣寫道：“它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驕傲，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guān)于中國的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國人寫的，一位現(xiàn)代的中國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過去，他豐碩的果實卻結(jié)在今天。”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開端，它是中國人開始真正向美國人介紹中國文化，它體現(xiàn)出中美兩個作家的親密友情。在以后的時間里，林語堂與賽珍珠以及他們兩家結(jié)下了深厚和穩(wěn)定的友誼，不僅林語堂的書先由賽氏夫妻開的出版公司出版，而且兩家經(jīng)常在一起聚會聚餐，甚至兩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看上去兩家人仿佛成了一家人。這是林語堂與賽珍珠友誼的“蜜月期”。

關(guān)系如此“鐵”的兩個作家，為什么到最后還會反目成仇，分道揚鑣了呢？據(jù)說，林語堂在美國生活期間，曾全力以赴研究中文打字機，結(jié)果將自己40多萬美元的全部積蓄都花在上面，最后不得不向有著多年合作的賽珍珠借錢。但令林語堂吃驚的是，他居然吃了閉門羹，賽珍珠沒有借錢給他。這大大刺痛了林語堂的自尊心。直接導致林、賽關(guān)系破裂的是，林語堂后來知道在與賽氏夫婦多年的合作中他在經(jīng)濟上吃了大虧。本來在美國一般出版社拿10%的版稅，而賽珍珠夫婦出版林語堂的書卻拿50%，并且版權(quán)還不屬于林語堂，而是仍屬公司所有。這時，林語堂才恍然大悟，原來，賽珍珠開出版社也是為了賺錢的，而且他多年來吃的虧太大了。對此，林語堂委托律師向賽珍珠要回所有著作的版權(quán)，并且態(tài)度非常堅決，一點也沒有回旋的余地。接到這個消息，賽珍珠感到突然和吃驚，她打電話給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追問她的爸爸林語堂是不是瘋了？后來，林語堂要到南洋大學任校長，為此他打電報跟賽珍珠告別，結(jié)果林語堂沒有收到回復，為此，林語堂感到非常惱火，他痛心地說：“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從此以后，兩個有著近20年合作關(guān)系和深厚友誼的作家就這樣義斷情絕了，他們就像一條河流在某一處分開后，再也沒有匯合過。具有深長意味的是，當賽珍珠去世后，幾個養(yǎng)子為了爭奪她留下的700萬美元遺產(chǎn)打得不可開交，他們打了7年的官司才把問題解決。這可能是賽珍珠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魯迅印象中的賽珍珠
　　賽珍珠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寫中國題材的作品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她8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大部分在中國度過，直到晚年，她還向有關(guān)方面申請訪華。然而對賽珍珠而言，在新中國享有至高無尚地位的魯迅對她的評語卻在長時間內(nèi)成為決定她命運沉浮的標尺。作為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他以“中國文化守夜人”的自覺使命感，時時觀察著中國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壇的動向。魯迅也認可賽珍珠是愛中國的，承認她對中國有所了解，只是不如中國人自己了解得深刻。在賽珍珠的《大地》被譯成中文不久的1933年，即該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的五年，魯迅就對賽珍珠的作品有所認可的前提下，表示了某種程度的不滿，他批評《大地》是“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至1934年，魯迅又對賽珍珠在翻譯《水滸》為英文時，將其改名為《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的事情，提出了非議。認為“山泊中人，是并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

魯迅這些評論，當然也和他談論其他問題一樣，極為深警精辟，非一般人所能及，不過也只是順便提及，并非專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魯迅對賽珍珠的看法，似乎有所轉(zhuǎn)變。他在1936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已考慮到對賽珍珠的評價中可能存在的不妥。只是由于魯迅先生健康日下，已無時日和精力再顧及這一問題，從而使后人產(chǎn)生“魯迅對賽珍珠其人其文均無好感”的簡單印象。簡單印象又被簡單推定為結(jié)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人用以推波助瀾，遂使賽珍珠及作品在解放后的中國長期遭到禁錮、抨擊的命運。魯迅對賽珍珠的并無惡意的微辭，自然也成為各類文章討伐賽珍珠的利器。